张汝舟（1899～1982），名渡，字汝舟，号二毋居士（取“毋欲速毋见小利”之义），国内学术界著名学者，全椒县章辉乡南张村（该村建国前属合肥县）人。张汝舟少时家贫而颖异好学，赖宗族资助读书。民国8年（1919年）毕业于全椒县立中学校，在校成绩优良，毕业后无力升学，被荐至江浦县三虞村任塾师，获交于林散之先生，一见莫逆。民国15 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受业于溧水王冬饮、蕲春黄季刚、苏州吴霜崖等著名学者门下，学业日进。民国19 年毕业后，历任合肥省立六中、省第一临时中学、湘西永绥国立第八中学高中部国文教员。民国30年起任湖南兰田国立师范学院讲师1 年、副教授3年。民国34年秋，任贵州大学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至贵阳师范学院，1959年复回贵大任教。因受政治牵连于1971年9月被遣返故里南张村赋闲。1979 年除夕彻底“平反”，于次年春被聘任为安徽师范大学滁州分校中文系教授。1981年冬，贵州省教育厅邀请张返黔讲学，未能成行，于1982年1月22日因脑溢血溘然病逝于滁州师专。在滁州师专任职期间，曾担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汉语大词典》安徽编纂处复审顾问、安徽省高等院校古汉语研究会顾问、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特邀名誉理事、安徽省政协委员等。
张汝舟青少年时代就好学敏思，勤于写作，经60余年在教育、科研工作上的不断努力，完成书稿近300万字。他学问广博，著述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哲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考据学、佛学等各个领域，均有独到见解。尤其对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更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星历观，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张汝舟早期著述大多属于声韵、训诂、考据诸方面，以声韵见长。他宗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发扬了章（太炎）、黄（侃）学派声韵训诂学的成就。声韵学方面的主要著述有近10种。抗日战争期间，为适应教学需要，开始撰写语法方面文章，他从中国固有的章句训诂入手，归纳出一套颇有特色的简明文言语法体系，对汉语语法学作了新的探索。他在汉语语法方面的主要著作有6种，论文10余篇。训诂考据是张汝舟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主要著作有8种之多。此外，古代天文历法是他学术中最有成就的部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祖国文化遗产中灿烂的明珠，长期以来受“四象”、“三正论”、“岁星纪年”、“三统历”、“积年术”以及“占卜术”的影响，蒙上了历史尘埃，失去了应有的光彩。张汝舟60 岁后开始从事古天文历法的研究，他独排纷纭不已的各家之谈，另辟蹊径，以天文科学数据、地下出土文物和典籍记载为依据，多年研究，精心推求，终于考证出《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是我国第一部历法宝书（四分历），《汉书·律历志·次度》为制定这部历法的天象依据。并按照这一理论顺利地解决了文史典籍中一系列有关古天文历法的问题，从而使中国古天文历法重放异彩。他还运用自己的研究体系，撰写了《西周考年》，批判了日本天文史学者新城新藏对武-商时间的错误论断，把我国信史年代提前了40年。他的古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和论文除《西周考年》外，还有《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历术甲子篇〉浅释》、《〈殷历〉朔闰谱》、《〈殷历朔闰谱〉的使用》、《〈殷历·甲子部〉朔闰推演法》、《〈三统历与殷历〉章部对照表》、《〈夏小正〉校释》、《谈〈幽风·七月〉的用历》、《西周经朔谱》、《春秋经朔谱》等。张汝舟由于长期受到冤假错案的压制，言以人废，著述得不到发表，除少数付梓外，绝大多数著述都是油印稿。根据中央迅速抢救老一辈学者专长的精神，1982年5月，以贵州大学为主成立了“张汝舟教授遗著整理小组”，整理出版张汝舟的遗著。
张汝舟为人平易纯朴、恭谨谦逊，朋友知交肝胆相照。在学术问题上，对青年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而对权威人士，亦不盲从。他治学勤奋，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就有“博及群书张汝舟”的雅誉。他虽奉佛茹素，但治学勤奋无纤介出世之想，为人处事有强烈的是非感，因此深受朋辈及后学的尊崇和爱戴。在国立八中任教时，主持校务的国民党中央委员、CC派骨干分子邰华曾劝其入党为官，张则以“君子群而不党”相答。他对国统区前来学校“视察”、狐假虎威、高高在上的官僚政客给以白眼。他经常在教室内痛斥那帮权贵：“这些衮衮诸公，肚大腰圆，只知发国难财，而不能真正办好教育，我看他们都是0。”面对国土沦陷、山河破碎，眼见-污吏横行，他痛心疾首，常说：“这些人纵贪欲而殃及于民，仁者岂忍？肆凶残而祸返诸己，智者不为！”要学生们在抗战艰苦的年代，刻苦钻研学问，好好做人，做到“咬得菜根，百事可成”。民国38年，贵州大学学生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开展爱国运动，张汝舟冒着生命危险去省府面见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当面抗议国民党政权乱捕学生领袖的暴行。张汝舟衷心地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科研教育事业，他一生忠于职守，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建国后不久，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著述不能发表，他深以所学不能对祖国有所贡献为苦。在《临江仙》一词中他写道“有身难许国，空下董生帷”，苦闷心情溢于言表。1956年冤案平反后，他高兴地作了《归途雨霁》一诗，用“雨后更觉草鞋轻，要趁斜阳赶一程”的诗句自励。“文革”中，他重遭厄运，遣返故乡后，以古稀之年不甘闲居，仍聚乡村小学教师讲学于茅房草舍，自编讲义散发四方不取分文。“文革”结束后，他的冤案得到了彻底昭雪。1979年，他以81岁高龄振臂高呼要“且逐牛郎泛一槎”，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说“要动养，不能静养”、“浪费时间就是犯罪”。当安师大滁州分校聘请他执教时，他欣然前往，提携青年教师不辞劳苦。在此期间还主持了由山东大学、南京大学、贵州大学等十余所院校师生参加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讲习会，担任主讲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把他的古天文历法体系全部勾勒出来。当时他已82岁高龄，身体虚弱，行动都已困难，但精神极为振奋，表现出一位学者对学术的忠诚和责任感。《光明日报》2017年6月12日第十六版“光明学人”整版介绍他的学术贡献。
